国际易学联合会—[莱布尼茨档案馆探索侧记]

十一月中旬我应邀拜访了莱布尼茨档案馆，目的是要发掘易经和二进制算法两者究竟有着怎样的交互影响。

这个在汉诺威的德国国家图书馆坐落在一座精致的楼里，[1] 附近还有莱布尼茨大学，最完备地保存着莱氏的文集、通信、和学术活动的记录原件。莱布尼茨一生中通信联络极其广泛而频繁，往返的信件据估计多达十五万份，现存有线索可寻的约有七万余封，其中许多是原本。

莱氏出生在莱比锡，我在此行也顺访了这座文化名城 [2]。不过成年后莱氏再也没有回过故乡，而是长期生活在汉诺威。[3] 他以此城为中心展开了他长达三十余年的多彩多姿的科学和哲学探索，取得了举世闻名的卓越贡献。莱氏在科技方面的成就声誉之隆和歌德在文学的成就比肩而立，同被尊为德意志民族的双雄。莱布尼茨奖是德国的最高奖项，奖金额超过了诺贝尔奖金。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明和文化一早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慧眼独具，看到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必须和东方的华夏文明展开充分的双向交流，人类文明才会取得更有成效的进展。莱氏了解中国事物的态度非常热忱，并执着维持其终身。[4] 在当时的条件局限下，他发觉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产技术、社会治理、语言文化，一个有效的渠道是通过和当年在华传教的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耶稣会士的交流。

这些往返的信件保存下来的计66封，其中莱布尼茨发出的信有40封，大多数是和在华的耶稣会士的直接通讯，包括若干居间中介人的信件，已经整理编辑成集在德国出版了。[5] 两个译作者之一M. Babin博士是这次接待我的专家之一，他惠赠了我一册。尽管我不懂德文，但知道他们花了很大的心力。这本通信文集的内容和格式都严整翔实，是我们继续深入发掘易学智慧的极有价值的资料来源。这批信件里的一个核心内容是莱布尼茨和白晋 [6] 的直接通信，（另有几封是请别人中转的，）保存下来的共15封，其中至少有6封长篇讨论了易学的智慧，以及易经同二进制算法的联系，是我们深入探索易学现代化的一个宝藏。[7]由于这些信件都以法文和拉丁文手写的（间或有些德文），[8] 鲜少有识者可以直接读懂原文，因此对国内的易经学者影响不大，而听说过这个资料源的人恐怕也是隔雾看花相当隔膜的，难免望文生义。

我爱好易学凡四十余年，致力于理解并阐释易经卦象结构和易卦整体排序问题，以为是治易所必须面对的基础性问题。我在探索过程亦曾听到过白晋的名字，但知之朦胧，他究竟是如何传递并解释易经卦序，从而对莱布尼茨正在开发的二进制算法产生推动的？在阅读孟德卫教授的名著《奇异的国度》中我知道了白晋-莱氏的这批通信，然而不得其详。2018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这15封信件有了完整的英文译本，已经刊发在网站上。[9] 在反复精读了信件的英译本后，我感到能够从中汲取很有价值的线索，来推进易学现代化的事业。为此多方寻找途径，希望能从信件原档里找到依据。

这个愿望在好友（中科院信息所和美国同仁）的帮助下终于得偿，使我可以亲临汉诺威审阅莱氏的原档。我在十月初接到莱氏档案馆的回复邀请，其时我正在罗马访查耶稣会于明末清初在中国传教的经历，[10] 无法即刻分身前往，因此请求延期至十一月再去。其间我又仔细研读了这批信件，并厘清问题，列成了表格提交给档案馆的专家，请其帮助配合。鉴于我的研究目标集中在易卦排序和二进制算法的联系，故认定这批15封信里的第7-11封，以及第14封信，涵盖较详细的相关内容，深入涉及到对易经的介绍和辨析，以及展开了对二进制算法的讨论，因此格外重要。[11] 档案馆的专家们十分支持，尽职准备并提供原档文件，倾囊相授，令我“得窥全豹”，感到十分的欣慰。在此对他们的厚道相助和严谨的专业精神再表谢忱。[12]

本次访问研究虽然不过数天，却是收获颇丰，待整理后将写入我的论文和书，以解答我们一直以来关切的问题，检验或证实我已经取得一些答案。[13] 本文作为简记，仅提出两个例证，来佐证此行的意义。

请见下面图1a，即白晋随信（第9封， 1701年11月4日从北京发出）寄送给莱布尼茨的附图，世称“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圆方图”。我所看到的这幅弥足珍贵的存档原图真迹，已被装裱成图1a 的格式。在通信文集里该信列为第44封（页330-375），附图则复印成的图2a和2b（附件第45，页376-377），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清晰的原图版本。

比较通行的同类图（坊间流行的，诸如《周易本义》里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14]），不难发觉图2a和图2b里多了一些阿拉伯数目字，是莱氏用墨水笔手写添加上去的，表明他在白晋的解释帮助下理解了易卦排序的规律，从而得出的各卦的二进制编号。从字体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在添加这些数字时写得非常迅捷，可以说是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也表明了白晋的信和附图导致了莱氏的“顿悟”，令他顿时就明白了，伏羲氏的易经智慧和他正在开创的二进制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二进制算法早了四千年的一个历史实证应用。事实上，莱布尼茨据以修订论文的工作在数日之内就告完工，随即提交法兰西皇家学院，激活了他被搁置了两年之久的二进制算法论文，同年八月得以顺利发表。从而开启了我们现今所处的伟大信息时代。

在方图部分，由二进制算法得到卦序阿拉伯数字写在了卦象的上方；而在圆图里，这些数字则是写在圆环的外周，并且是向着圆心来写的。两者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若是按方图的卦序写法，圆图的卦序应该背离圆心向外来写；若是按照圆图的卦序写法，则方图的卦序应当是颠倒过来写。这个区别在莱氏来说很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不谙汉文。但是，这涉及到了如何读懂卦象的大问题：卦象该自下而上来看，即以下爻为初爻呢，还是自上而下来看，即以上爻为初爻呢？莱氏以二进制计算出的卦序编号显然是以上爻为初爻，自上而下地来加倍进位的。在回复白晋的信里（第11封信，通信文集里编为第49封，1703年5月18日从汉诺威发出）他的解读十分清楚（图3 [15]）。

按二进制算法的规范，计算是从右到左进行二进位的。如此，图3 里的000001，卦序排为1 的卦，应当是复卦，唯一的阳爻在初爻位，因为莱氏是自上而下来看待卦象的；而按规范的视角，我们是自下而上来看这个卦象的话，却是剥卦——唯一的阳爻是在上爻位，二进制编码当为100000，卦序则应该是32！同理，排序为3 的000011，应当是临卦，而非观卦的110000。显然，莱布尼茨在协调卦象和二进制编码的时候，把卦象统统顺时针转了个90度。而依据易经的卦象视角和按照规范的二进制算法，卦象理当是逆时针地转90度，来看待并计算出正确的卦序编号 。

这个区别的妥协结果，造成了相综的两个卦。在周易里这样的综卦有24对。从圆图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圆心往圆周来审视卦象还是从圆周向内看圆心的两个卦象，就构成了一对周易综卦。然而有4对卦，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是无从相综构成对卦的，它们是阴阳爻彼此否定的错卦。另有4对，泰-否、随-蛊、渐-归妹、既济-未济，既是综卦同时又是错卦。

从圆图看，每一条经过圆心的直径所联接的两个卦是一对错卦，除了上述的8对卦在周易原来就成对卦的（占四分之一），其他24对都不是。每对错卦的二进制编号卦序相加均为63。在方图部分，这个关系也非常清晰，每对错卦悉以方图的中心（两条对角线的交点）成中心对称，卦序之和也必为63。这种漂亮的工整对称性揭示出了易学的深邃智慧（千年之前北宋的邵雍就已洞悉，并谨慎披露了出来）。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莱氏和白晋对其所做的这个妥协，以及对后人可能产生的误导，是一无所知的呢？不然。细读白晋和莱氏的那几封通信，可以看到两人对此问题是了解，并且深入讨论过的。不过当时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对易经的透彻理解和诠释，而是旨在推进二进制算法的完备和发表，因而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辨析。[16]

但谁又能想到，这个问题竟会等待三百多年，留待我们这一代人来解决呢？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个例证。

图2a和图2b里有用铅笔写的页码27和28两个数字。经莱氏档案馆的专家告知，这两个阿拉伯数字是唯一非莱布尼茨写下，而是档案管理人员写就的原档的页码编号。很值得我们注意的，27 和28是彼此颠倒着写的。经专家告知，约在十八世纪中叶档案馆对原档的骗号，就这样写的。他们显然是在理解了白晋和莱布尼茨在信中关于 “两仪相逆” 讨论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写成这样的。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的确意味深长。

我在所看到的原档文献里找到了一页莱氏的手稿（图4 [17]），上面不但有对二进制的详细描述，有易经卦象的排序算法，还有一个小圆图，表明了两仪相逆后的全部易卦应当怎样进行排序。我仔细请教了档案馆的专家们这页手稿的来源，他们表示不能确定，据推测是莱氏致白晋的信 [18]（第12封）的草稿。莱氏的解析在图2a和2b里可以看得更清楚，由二进制算法得到的64卦，排列不是连续展开的：在圆图里0-31卦按逆时针排开，自下而上形成了圆图的右半圈；而下一半32-63卦则是按顺时针展开，自下而上构成了圆图的左半圈。结果之一，是构成了上文所说的32对错卦，是由穿过圆心的直线联接起来的两个卦。

这个对称关系在方图部分里显示的不是很直观，因为白晋寄送的图是印在两页纸上的，每页里圆图半圈的32个卦和方图的四列32卦并不对应。把两页拼接成一图（图1a）就看得比较完整了。对应半圈圆图的各有四行卦象，对应右半圈的0-31卦是1至4行，从左至右展开的；对应左半圈的是63-32卦，则是8至5行，从右至左来展开的。两仪相逆的关系与焉昭然若揭，白晋和莱氏当然不会不注意到这层关系。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要是莱氏不受汉字卦名的羁绊，以逆向来检视方图部分的话，即把图倒转180度颠倒过来，那么他所看到就成了图1b。更进一步，如果莱布尼茨看到的是简化的图1的方图部分，那么图1a和1b 就分别成了图1c和1d。如果用规范的二进制来计算64卦排序的话，这时在图1d里，从右下角的坤卦开始，8至5行逐行自下而上，每行从右到左的卦象，其实是坤0、复1、师2、临3、谦4、……夬31，逆时针展开的，成了圆图的左半圈；然后经过两仪相逆，按顺时针排列，从剥32、颐33、蒙34、……遁60、同人61、姤62，排到乾63，完成了圆图的右半圈。这时在圆图，卦象是从圆周向圆心，即以下爻为初爻来看待的。[19] 如此排成的卦序和规范的二进制计算得到的结果就一致起来，于是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莱布尼茨为排序做妥协所带来的困扰。

这里不妨提醒一下，颐卦无论是从下至上看还是自上而下来看，在圆图里它的卦象无论从圆心向外看还是从圆周向内看，排序均为33。这样卦象结构对称的还有7个卦，卦序也始终如一：大过30；坤卦0、乾卦63；坎卦18、离卦45；中孚51、小过12。

将这些认知引申，能为我们解答易卦排序的各种问题带来许多有益的思路。譬如，我一直在琢磨的，是莱布尼茨专注于二进制算法的开创二十余年，为什么他在读到白晋的信和附图后顿时领悟，并在几天内就完成了“临门一脚”，然而却未能注意到四十年前另一位耶稣会士卫匡国 [20] 就已在欧陆出版的易卦图？否则他完成二进制算法的创建会提早若干年。因为只要做几个简单的对称置换，那幅“卫匡国图”[21] 其实和白晋寄送的“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圆方图”是如出一辙。

又譬如，易卦排序的根基在于八卦序。邵雍所揭示出的先天序，地1、山2、水3、风4、雷5、火6、泽7、天8，是严格依据他的“加一倍法”得到，和莱布尼茨二进制算法是完全一致的。不过，若是按照阴阳周流不息彼消此长的认知，这也符合通行的八卦序诠释，却应该为地1、山2、水3、雷4、风5、火6、泽7、天8。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在易卦整体排序上我们必须直面，是绕不过去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辨析和解答，势必无法在本文展开，我将不断将它们纳入到正在撰写的书及论文中去。

最后，也点一下我对易学和二进制算法的关系的初步结论。易经的智慧对于莱氏开创的二进制算法的确有过强有力的推动，这是华夏古文明的人类文明的一个贡献，我们足堪引以为傲的。其中的一个证据，是白晉在华深入专研易经多年，从中得到不少领悟，他的易经诠释对莱氏的二进制探索有重大的帮助。反过来，运用二进制的数理观念和先进的计算和表达方法，显示出卓越的解析能力，为我们的易学现代化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思维和工具。

这次去莱布尼茨档案馆学习和发掘，予我不少思考，也加强了我多年来的感悟。易学的阴阳二元对待，永恒互抱同在，周流不息彼此转化，相反相成的核心理念，（在白晋和莱氏看来这种深邃的洞察力早在先周就已被湮灭）是华夏先祖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值得我们为之效命，尽其所能来探索、发掘、诠释，并发扬光大。

柯兰霓（德） 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 李岩译 大象出版社，2009

来知德 (明) 周易集注(上、下)(易经来注图解). 九州出版社, 2004

孙涤 易卦解构——易卦结构解析24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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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vet, P. Joachim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

Dehaene, Stanislas The Number Sense: How the mind creates mathematics, OUP USA, 2011.

Leibniz G. W. Explanation of the Binary Arithmetic, which uses only the characters 1 and 0, with some remarks on its usefulness, and on the light it throw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figures of Fu Xi（伏羲）(1703) published in the Memoires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ie mathematische schriften von Gottfried Wilheim Leibniz, vol. VII , C. I. Gerhardt (ed.), p 223,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Leibniz-Bouvet Correspondenc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by Alan Berkowitz and Daniel

Mungello, D.E.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4th Edi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2

Perkins, Franklin Leibniz and China—— A Commerce of L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 in China (1689 – 1714) 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2006

Wilhelm, Richard The I Ching, Baynes C F. tr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1] 见附录的图A 里的莱氏档案馆。

[2] 例如，诗人席勒也诞生于莱比锡，伟大的音乐家巴赫在莱比锡居住和创作三十余年，而大文豪歌德在该城读了三年书。见附录的图B 的歌德纪念铜像。

[3] 莱布尼茨在汉诺威生活和工作了数十年。见附录的图C他在那里的故居，原建筑毁于二次大战，重新修复只是个门面。

[4]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意志的著名学者、大哲学家、大数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曾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和牛顿各自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学。其著作多以拉丁文和法文写成。莱布尼茨通过和欧洲许多学者，特别是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通讯切磋，对中国事物和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撰写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1697）在欧洲被广泛阅读，颇具影响。

[5] Widmaier, Rita & Malte-Ludolf Babin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 in China (1689 – 1714), 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2006。该书九百余页，译文六百页之外还有两百页的注释。

[6]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生于法国勒芒市。1678入耶稣会学校就读，接受了神学、语言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的全面教育，对天文、数学和物理学尤其兴趣浓厚。1686年被法皇路易十四选派第一批六名来华耶稣会士之一，于1688年抵达北京。他们向清廷进献了许多科学仪器和图籍。其中白晋和张诚长期有系统地向康熙皇帝讲授天文学、几何学和算术。其满文讲稿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其中如满文本《几何原本》，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精蕴》）。作为亲善大使，白晋直接沟通路易十四和康熙两位君主，并深受器重。白晋曾把他的切近观察写成《康熙大帝传》，对欧洲人了解中华产生了影响。他在易经探究同康熙的切磋尤其频繁。白晋曾在返回巴黎其间以《易经》为题目作了学术报告（1697），在演讲中他把《易经》看做可以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齐驾并驱的合理、完美的哲学体系。

白晋和莱布尼茨的通信始于莱氏要求白晋允许在《中国近事》转载《康熙大帝传》里的康熙画像。两人往返切磋长达十年左右，现今保存的信件计15封，以对易经和二进制算法的探讨著称于世，记述了白晋对二进制的开创有着（间接的）历史性贡献。

雍正八年白晋卒于北京（1730，享年74岁），遗体安葬在正福寺墓地。

在华的耶稣会士南怀仁（P.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和柏应理（P. 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的引荐下，受法皇路易十四的派遣，与白晋同时抵达中国的这批耶稣会士共五人，均为饱学之士，拥有“国王的数学家”和法国皇家科学院“联系会员”的头衔，皆因对中西文化交流建设性贡献而留名青史。

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

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

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

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

[7] 见附录里的信件附表。

[8] 白晋和莱氏通信的存档原件，其样板页见附录的图D和图E，分别是白晋致莱氏的第9封信和莱氏致白晋的第10封信的一页。这两封信是研究辨析问题的重心，内容翔实分量很重。第9封信编印出来有48页之长，还加上12页附注；第10封信编印出来则长达40页，外带10页的附注。

[9] Leibniz-Bouvet Correspondenc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by Alan Berkowitz and Daniel

J. Cook https://leibniz-bouvet.swarthmore.edu/letters/

[10] 罗马的耶稣会教堂美轮美奂的天顶，见附录的图F。

[11] 我所列出的信件要点和问题表，见附录的图G。其上的铅笔标记是档案馆的专家准备的存档原件编号。

[12] 主要有三位，Malte-Ludolf Babin博士、档案馆的主任Matthias Wehry博士、Anja Fleck女士。

[13] 请参阅即将出版的《易卦的错综复杂——从卦象结构解析易经的对卦和卦序》（孙涤，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此前在《易卦解构》（孙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中已提出若干问题并做了解答的尝试。

[14] 见附录的图H。

[15] 摘引自通信文集的第406页。

[16] 两人在信（第9、第11封信）中对卦爻结构、审视卦象的视角、两仪相逆的概念展开过较详细的讨论。西方学者对此也有关注。详见第9封信（Letter I）中的英译者编写的附注3。

[17] 莱氏的这页手稿包涵的内容十分丰富，显然是在读了白晋的信（第9封）后理解了“两仪相逆”和“加一倍法”之后写成的，却没有出现在他的复信（第11封）里。

[18] 估计这份手稿是莱氏致白晋的第12封信里的一页，该信未能发出，而被取代为后来发出的第13封信。事实上，白晋隔了许久仍未见莱氏的回复，1702年十一月又曾给莱氏去了一信（第10封），此信由于搁浅在途，莱氏在发出回信（第11封）之前未能读到，而只是在发出第12封信时才收到（隔了近两年）。第10封信是白晋的最后一封，两人的沟通就此中断，非常可惜。白晋是否读到莱氏后续的三封信，不得而知。事实上，莱氏于1707年寄给在北京的白晋的最后一封信（第15封，通信文集编为第69封）是他在这方面最后一次通信。通信文集的最后一封（第70封）是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刘应于1714年致莱氏的短信。

[19] 如果圆图里的卦象是从圆周向内看，也就是以最外面的爻为初爻的话，那么就有附录里的图I的比较，卦象排序即如双环图的内环所示。

[20] 卫匡国 (字济泰，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出生于意大利的耶稣会士。1638年前来中国传教，1643年历经艰辛到达杭州。卫匡国主要在浙江杭州一带活动，并遍游全国，曾觐见过顺治皇帝。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造诣，被称为汉学大家。卫匡国用拉丁文撰写了四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和《汉语语法》。其中《中国上古史》（或名《中国历史初编十卷》，自远古至公元前一年）是编年体历史著作，1658年首版于慕尼黑，次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再版。

[21] 见附录的图J，摘引自档案馆保存的一本善本，卫匡国所著的《中国上古史》（慕尼黑，1658）。卫匡国图在这本集子中的一卷（“Liber Primus”）的第6页。